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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包括不少历史社会学家，对历史社会学的性质往往会产生两个方面的误解。第一，有人会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都必须把研究建立在第一手材料或原始文本的基础之上。这一观点存在两个误区。首先，第一手材料并不见得就更真实。传世史料都是被高度污染过的材料；哪些材料被留下了，留下的材料以什么方式呈现，无不深深地打着其材料产生时代的统治者、学者以及其他材料生产者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在于寻找历史背后的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其经验层面的论点都是通过对不同案例或者同一案例内部的各种差异性现象的比较而获得的。如果一位学者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角度，即使该学者不懂所研究国家的语言，没有看过任何第一手材料，也照样能提出具有远见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为韦伯辩护》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近几十年，包括笔者在内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开始使用第一手材料，但这是专业化过程的表现，不是学科的必需。笔者甚至认为，过度强调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社会学发展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迫使我们缩小自己的视野，导致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果说结构/机制叙事是社会学的逻辑基础，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的逻辑基础。……历史社会学就其本质来说，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许久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于在方法和经验层面探讨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求这两个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读者可能还会问，既然今天对历史的考察很难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后果”这一核心议题，我们是否还有必要专门强调这一事实？笔者认为，就像历史学需要对“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做出反复强调，历史社会学也很有必要反复强调自己的核心问题意识，因为这会在经验层面上帮助我们明确研究目的，加强对各类现实问题的敏锐度和关怀，在理论上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研究时所采取的视角，以及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背后隐含的价值立场，同时反思这些视角、概念和理论又在多大程度上会给我们对历史场景和当代社会的理解带来双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