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行

Pale Blue Dot

科学家起先想解开其他行星大气之谜，但结果得出对地球很重要并非常实用的发现。因此，其他行星是培养研究地球的学者的极好训练场地。这些学者的知识既要有广度，也要有深度。他们向想象王国挑战。

既令人好奇又雄伟庄严的，与我们仅一门之隔的火星，是宇航员或太空人可以安全着陆的最近的行星。虽然有时火星会像新英格兰10月份那样暖和，但它却是一个寒冷的地方，冷到它的稀薄的二氧化碳大气会在冬季结成干冰，降落在极区。

虽然火星表面没有有机物，这个行星的两颗卫星(火卫一与火卫二)却拥有丰富的复合有机物，它们可回溯到太阳系历史的早期。

火星的卫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从外太阳系的某处俘获而来的。可以设想它们是属于从太阳系最早期以来就没有变化的物质所组成的、距我们最近而可达到的物体。

尤其是在不断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制投资的时候，没有单纯的科学上的理由能够说明需要把人送上火星。此外，能够体验虚拟火星的人比可能登上真正火星的人要多得多。我们用机器人可以干得很好。如果要把人送上火星，我们需要有一个比科学与探测更好的理由。

历史上有许多种可能的发展途径。我们特有的紊乱因果关系使我们走上了一个朴实而原始的途径，虽然在很多方面仍然有英勇的系列探测。但是这比起我们原本可以办到的——或者有朝一日能够做到的——还差得很远。

官僚机构的第一定律是保障自己的长期存在。

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是一位先后在纳粹德国和美国工作过的工程师，他为我们进入太空所作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在1952年撰写的《火星计划》一书中，设想出用10艘行星际飞船、70名探险队员和3艘“登陆船”进行第一次火星探测。

他赞赏哥伦布用三艘船的作法，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历史会证明他大概永远也不能返回西班牙海岸”。当代火星探测设计全然不理睬他的忠告。这些设计人员远不及冯·布劳恩那样雄心勃勃，典型的只是用一二艘太空船和3-8名宇航员，另外有一两艘自动化运输船。我们现在设想的仍然是孤单单的一支火箭和一小队探险人员。

影响探测计划与经费的其他不确定因素还有：是否在送人上火星之前先把补给品从地球平安地运过去；是否利用火星上的资源提炼出供呼吸的氧、供饮用的水以及供回程用的火箭燃料；在着陆时是否用火星的稀薄大气作气刹；要带多少备用设备才算是谨慎小心；你所用的生态循环系统有多大的密封程度，是否仅依靠从地球带去的食物、水和废物处理装置；如何设计供队员勘察火星地形所乘的巡游车；以及你愿意带多少仪器去测试我们今后再去火星时靠当地资源过活的能力。 　　

影响探测计划与经费的其他不确定因素还有：是否在送人上火星之前先把补给品从地球平安地运过去；是否利用火星上的资源提炼出供呼吸的氧、供饮用的水以及供回程用的火箭燃料；在着陆时是否用火星的稀薄大气作气刹；要带多少备用设备才算是谨慎小心；你所用的生态循环系统有多大的密封程度，是否仅依靠从地球带去的食物、水和废物处理装置；如何设计供队员勘察火星地形所乘的巡游车；以及你愿意带多少仪器去测试我们今后再去火星时靠当地资源过活的能力。 　　

只有等这些问题都决定，否则确认这项探测计划的任何费用估价都是荒唐的。

给我的教训似乎是明白的：在较近的将来可能无法把人送上火星——尽管我们的科技能力完全可以办到。各国政府都不会只是为科学或探测而花费这样一大笔的钱。它们需要另一个目标，一个必须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目标。

以未来为导向的计划，尽管有政治上的困难，只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完成，但它们还是不断地提醒人们，将来总会有实现的一天。在其他世界上赢得立足点的计划在我们耳边低语，我们不只是皮克特人，塞尔维亚人或汤加人，我们是人类。

现在在地球上还有很多的“家务事”等着我们去做，而我们对承诺做这些“家务事”应当是坚定不移的。但是由于生物学的基本道理，我们人类总是需要有尚待开发的新领域。每当人类本身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时，它经受巨大活力的推动，能够持续前进若干个世纪。 　　

在我们的隔壁近邻有一个新世界，我们也知道怎样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