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2013(03):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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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兰创立的功能主义解读模式强调中古王权与领主之间的基本和谐，突出政治史中人的因素和细节探索，从而推动了地方史和人物史研究的勃兴。
强调英国中 古时代即具有追求民主的“宪政主义”传统的斯塔布斯模式早已被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一代学者 提出的“庇护模式”所取代，他们成为二战以后相关研究的定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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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的问题，首先是他的理念一般被认为是“辉格式”的，这是他被抛弃的主要原因: 这种 史观认为整个中世纪由一种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模式所主导，即从不受限制的君权体制过渡到 一种宪政王权体制(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比如斯塔布斯提出一种关于混合式政府的“兰开斯特实验( Lancastrian experiment) ”理论，认为1399年废黜理查二世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预示了君主与议会之间分享权力的一种新理念的诞生。今天还服膺这些看法的历史学家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也是极少数，实际上20世纪中期的许多研究已经推翻了斯塔布斯对1399年的看法。
其次，斯塔布斯只关注上层的政治活动，醉心于王权、贵族和议会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以斗争为 主的关系，他既不关心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也不研究权力在地方的具体表达。斯塔布斯相信中世 纪的人们具有一个清晰的“宪政”理念，因此他在书写政治史时认为每一次政治危机的诉求都有意 识地以过去危机中提出的要求为基础。但现在我们不再把中世纪的政治危机看作围绕抽象的政治 原则的争斗，而更倾向于把它们看作一种既有的政治和谐（political unity）遭到破坏的后果，这一般是由国王或其宠臣不适当的个性引起，或者是宫廷或国内派系演变的结果。我们不认为中世纪的政治参与者必定懂得援引法令，或知道他们的行动有何先例可循：事实上，他们对历史的认知通常是非常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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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如凯姆一样，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背后应该都有理念和方法论的支撑，也有对宏观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但研究的严谨性使他们往往不会很明确地把这些有待检验的观念写在他们的专门著作中，这使无法从其他渠道深入了解学者背景的人很难窥探到，事实上这也影响到了对他们的著作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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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人物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或许正是它的局限，在于它试图强调政治关系中的物质因素。 国王与贵族之间，或贵族与乡绅之间的联系往往表现在土地、职位和金钱的赏赐中。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容易把不同等级之间的这些控制手段视为政治社会动力（driving force）的真正所在，从而将中古后期的政治解读为不过是为了争取庇护( Patronage) 。正是为了挑战这种仅强调物质利益的观点，里奇蒙德（Colin Richmond）和鲍威尔（Edward Powell）才著文呼吁寻找“后麦克法兰（after McFarlane） ”的新历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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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从 19 世纪现代史学研究发展以来，庇护就一直被视为在传统社会施行政治影响的一种主要方式。“庇护模式”也作为一种成功的史学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对传统社会的解读。对于中世纪( 其实也适用于其他时段) 史家而言，庇护是理解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一条关键的路径。高一等级的人授予低级人士土地、头衔、职位和金钱，换取服务、忠诚和顺从。庇护模式正是因此而居于我们对所谓封建社会理解的核心: 一个社会包括军役、出席法庭、农业劳动等诸多义务都基于土地的有条件租赁。庇护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王的权力，在中世纪英国，国王是最强大的庇护来源，他拥有自由地封赏土地、头衔和其他恩惠的特权，许多意义重大的终身封赐来自于国王的“特殊恩典”。
麦克法兰在这一方面的革命性与其说在于引进庇护关系，不如说是促进了对封建主义的放弃。麦克法兰在1940年代对变态封建主义的研究推翻了当时学界的普遍观点，即认为以金钱报酬维系贵族扈从的做法造成了中古后期政治中的一种不稳定因素，而 15 世纪中期政治权力的崩溃，也就是玫瑰战争的爆发，是贵族私权膨胀的结果，是贵族当中过度强势的成员之间的派系之争。在他的影响下，现在所谓“变态封建主义”已被多数人视为中古政治社会结构中的自然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国王和贵族都一直在从容地使用它作为政治管理的工具。历史上也没有一个从以土地分授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向以金钱为基础的变态封建主义蜕变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既不使用封建主义，也不使用变态封建主义，而是用领主制( Lordship) 来描述整个中世纪的等级关系，而领主制的基础就是庇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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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兰研究的真正标志，是开创了中古后期政治史研究的一种功能主义模式 （functionali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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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麦克法兰”派的核心追求，是认为必须把“思想”重新带回到我们对中古政治的研究和对中古宪政制度的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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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史研究中的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取向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它使政治回到了中古后期社会实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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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应当繁荣，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应当得到扶持，海外贸易应当得到保护，这些观念都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政治文化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