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行

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

梁其姿 著 

《“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换言之 ， 民国时期中医界深刻体会到的危机不单来自医学知识本身所面临的困境， 更致命的是传统医学知识的传授机制、 职业的管理与现代政权、体制 脱节。例如：传统中医的行医资格并非由官方的学校或考试认定，使得中医师无法经有效渠道加入官僚系统， 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传统中医师的专业与政治 前途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19世纪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亦相当刻意地在中国传播牛痘，以争取当地人对西洋医学的信任，并且自认为效果卓越。然而牛痘术之顺利传入中国亦非偶然。中国传统人痘术在明清以来的发展明显地为此铺了路。而中国种痘师亦不忘将传统针灸、 胎毒的理论套人牛痘法中，强调牛痘法乃传统人痘法之改 良方术， 以取信于国人。事实上在牛痘术发展之关键时代，牛痘的施种除了在传教士的施医之外，还在原来只为幼儿施种传统人痘的慈善机构， 如育婴堂之类 。在邱熹等受过传教士正式训练的牛痘师的推动之下，牛痘施种在平民眼中并非纯粹西洋巧技，也同时是传统人痘的改良技术。

必须进一步评估的， 是西方科技对所谓“ 进步”的真正贡献。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学者对台湾殖民时代婴儿死亡率趋势的研究。吴嘉苓与杨文山从档案数据与口述数据发现日本殖民者所推动的所谓科学育儿或西式接生法等并没有为本地社会带来明显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一些数据甚至显示出传统的接生方式比西式接生更便利农村社会, 而且其安全性亦比想象中的高。

英国学者Michael Worboys指出19世纪西人以当时的医学知识去适应不同 地方的风土条件、处理他们所不熟悉的疾病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换言 之，学者不要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去评估西方医疗进人近代中国社会的效率。

她从“妇女以血为主”这种观念入手，通过梳理宋明时期妇科医学发展，探讨了中医是如何经由经血来构建其医学身体上的女性，以及宋以后妇科医学的转向，即从强调经血的主导作用逐渐转向了关注生育过程中的个体；妇科的信条也从“以血为主”转向了养阴，通过滋补妇女的血气双虚来增强她们生育能力。

医家不但形塑了各自对于脉的不同感觉，也使他们看到了不同的身体。在“观看方式”上，西方希腊医生的“解剖之眼”看到的是人体虬结的肌肉，而中国医家看到的却是“色”。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创造的目的论的指引下，关节和肌肉就不再仅仅是人身体的简单组成部分，而是使人具体成为人的标志，肌肉松软、骨节不分乃是野蛮人和女人的形象。他们认为，灵魂构成了人的形式，而肌肉之运动显示了人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表达了人的意志，从而奠定了西方“意志人”存在的基础。相较于希腊“有主宰”的身体观，中国却是术数化的身体观，中国医家看到的不是肌肉而是“色”。所谓望色，就是指观微知著，透过外表的征兆探求事实的真相，对医家而言，望色望的是人的气色，而气代表人的生命力，其在人体中的流动是自然的，无须意志或主宰。